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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勋，电竞竞猜官网会员。中学时代在《语文报》《山西教育报》《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开始发表作品。在《北岳》《火花》《山西文学》《都市》《中国青年作家报》等文学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报告文学作品集《潮涌三晋》2006年获临汾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一封信，有时就是一扇窗。

1991年的早春，那封信穿过煤尘与雪霰，抵达一个皮带运转工沾满煤泥的手中，就像一扇被突然推开的窗，光透了进来。

这个皮带运转工就是我。

多年后，我从北京回到霍州，得到恩师蒲峻老师病重的消息，恍然彻悟：那封信本身，早已成为一扇需要被守护的窗。窗里，蕴藏着恩师对文学的执着。

困顿的青春

1989年，我高考落榜，成了丧家之犬，在社会洪流里飘摇。

次年，与霍县矿务局辛置洗煤厂多经公司签订了一年劳务合同，便将青春和前途暂时钉在了命运的传送带上，成为一名皮带运转工。

日子被一条皮带永无止境地轮转，生活被流淌的煤泥和机器的轰鸣充斥。煤尘无孔不入，渗进工装的纤维，嵌进指甲的缝隙，甚至连呼吸都带着一股铁锈与煤炭混合的腥气。下工时，整个人就像一尊刚从煤泥里捞出的塑像，唯有眨眼时，眼白才透出一点属于活人的光亮。

便是一种熬，将白天熬成黑夜，再将黑夜熬作白天，几乎看不到明天的样子。

1991年，一个春雪霏霏的傍晚，我下工了，浑身糊满煤泥，走向澡堂。半路上，遇到车间支部书记。他递给我一封信。

这是一张来自霍州市文联让我参加文学研讨会的邀请函，装在一个很小的白色信封里，油墨打印的文本，钢笔手写着我的名字，落款是霍州市文联，压着鲜红的印章。

文联？邀请我？

似有一股热流，从胸口窜上头顶，脸颊连同耳根都像被炭火烤着般发烫。心跳“咚咚咚”砸着胸腔，竟比车间那台老式皮带机全速运转时还要急，还要响。一时不知该如何向领导开口，只是笨拙地将邀请函展示到他面前。

他看了研讨会日期，又看着我：“嗯，后天。去吧，这是大事，不能影响你的前程。”

我几乎要感激涕零。觉得平素见惯的那份“威严”，只是他作为领导的外壳，壳下包裹着的，原是一副平易近人的热心肠。

回到辛置矿区那间土坯房的家里，拿着这封信翻来覆去端详，留意到邀请信上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了这样一行字：来时请携带近期创作的作品一篇。

困顿的青春，仿佛被劈开一条缝，露出些许微光，但足以明亮我的心境。尽管每天八小时的繁重劳作，如同抽去了筋骨，只想让身体瘫倒在床上，但思绪却像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前所未有的轻盈与滚烫。整整两个通宵，笔尖，更像是我握在手中，在煤泥间笃实前行的犁铧——

当树叶最为油绿发亮的时候，也正是学校开学的日子，挖了几十年煤的父亲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复习考大学，花多少钱我都出，如果你不想考了，那么你就找个临时活干干吧，我不白养你。”

那时，在矿部的门口正巧有一张洗煤厂招收劳务工的启事，我于是报了名，成了洗煤厂二车间筒仓运输系统的一名运转工。父亲澡堂更衣箱上那把闪亮的铜钥匙便落到了我手中，为我上下班更换衣服提供了方便。

在宽大的车间里，几部电机被固定在巨大的钢架之间带着皮带连同托滚一起飞快地旋转着，发出的震耳声音与铁器的撞击声混为一体，从高处一车间撒下的煤泥顺着钢架流淌着……三条宽大的载满精煤的皮带在倾斜的走廊里拼命地往上爬着，洗好的精煤正是通过这里拉入筒仓装上火车被运往全国各地。我的任务便是看好这中间的一条不让它跑偏，同时不停地清理皮带底下撒落的煤泥。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一车间打料太稀，从上面几分钟内撒下的煤泥会让我不停地清理好几个小时。我常常弯着腰钻在皮带底下，迎着如雨而下的煤泥去清理。煤泥和汗水模糊了我戴的那副400度的近视镜片，泪水也朦胧了我的双眼……

青春真是恣意啊！

这篇《临街的窗》里，我无所顾忌地倾吐着苦闷。那些被煤泥与汗水浸透的文字，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支点。几乎孤注一掷地将这次机会，视作我冲出困顿的阶梯。甚至想，我只有成功，才能不负这份“雪中送炭”的信，和那个蒙在煤尘中渴望被看见的自己。

虚拟的温暖

困顿与日俱增。一直怀揣着的文学梦，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撞出的灵感，都化作了我的不甘。可越想迫切突围，便越发不得要领。

我需要温暖，哪怕只是虚拟的美好。

这是一个用文字建造的乌托邦。在稿纸上，用笔尖，蘸着夜色，和着煤泥，我创造了矿区唯一的大街，创造了路边一个铁皮房子的小卖部，创造了一位坐在窗后的姑娘。我是一个高考落榜失意的文学青年，除了八小时被“煤黑”的工作，就是在小卖部旁边的台球案前发泄无尽的苦闷，每天去她的窗口买一瓶龙啤，仰头灌下。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将积压着的情绪，化作一种具象的形式，以达到被注视的所有可能。便从稿纸上摇摇摆摆离开，我所期待的目光出现了——窗后的那个姑娘，以我所期待的凄婉，看懂了我的狼狈……

多么美妙的伤感体验！比现实的恋爱感觉更安全，更让人心醉。姑娘会随着我的构思，按照我的部署，渐渐走进我编织的情网，成为我的救赎，成为我命运转折的起点。

写到了尽兴处，情不自禁为之拍案叫绝。

咚！咚！隔墙被人猛踹两脚，接着隐隐传来斥责声。暗自吐了吐舌头，手中的笔却欢快着、流畅着：“不要折磨自己了，好吗？”

画上引号，像戳在心上，笔尖悬在纸上，我愣住了。

这句话，究竟是她对他说的，还是我对自己说的？

想象与现实间横亘着的那堵墙轰然倒塌。原来，我倾注所有情感塑造的这个完美幻影，不吝才情赋予她美丽、温柔、圣洁，最终的目的，竟是为了让她替我说出这句自我宽恕的话。

可如果不是这样，我拿什么聊以度日？

又是精疲力竭的八小时。但脑细胞活跃，使我兴奋到无法自抑。文字营造了狂热，狂热带动着小说情节，情节激越着我的精力、体力与脑力。我着了魔，要让自己爱上这个美丽的姑娘。

然而，我再没有勇气从那临街的窗前经过。我非常想念她，渴望见到她，正因为这样，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穿着糊满煤泥工装的狼狈相，我没有勇气。

于是每天上下班，我便顺着从井口往洗煤厂拉煤的电车道像小偷一样匆匆而走，尽管走在那里不安全，并且还要绕一个大弯要多走好长的路，然而我的确没有勇气以那样一种形象经过她的身旁。而我，却是那样地想念她。

我很残忍，不惜代价地将自己置于不堪，说白了就是瞧不起当下所做的工作，做这份工作的自己，自己过着的被煤泥黏腻的日子。

那又如何能使她成为“我”的救赎？只有虚幻。将虚幻构建在小说中，把自己放在那个虚幻的世界里，通过虚幻来得到某种想象的温情，从而满足虚空的自己。

实在想她的时候，我便缩着脖子，穿一件黄军大衣。沿着被风扯得发白的路面，在临街的窗前徘徊。

她穿着一件耀目的红色风雪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脸上化了淡妆，端坐在窗子里显得妩媚可爱。当我看向她，这时她正好也看向我，分明看到一种高贵的矜持，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骄傲。

小铁屋里的空间，成为我心目中渴望踏入的“圣地”。

我渴望进入，以我骨子里的不甘，以我不管不顾于困顿的突围。然而，当我堂而皇之落笔，竟给了这个故事一个连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结局——她没有双腿。

精心编织的浪漫瞬间褪去，某种更坚硬、更真实的东西浮现出来：她不是来拯救“我”的天使，她比任何人都承受更多痛苦，却依然热爱生活，以残缺的身体，进行着最完整的书写。

稿纸的最后一页，我写下：“生活，对于电竞竞猜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写完，放下笔，看着一沓稿纸在灯影下泛着柔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临街的窗》写的根本不是爱情。那是一种困顿遇见另一种更大困顿时，所产生的敬畏与清醒；是一个人在看见他人的深渊后，低头看见了自己脚下的浅坑；是我用一个个文字拼接而成的一面镜子。

黎明到来的时候，土坯房里那个自怜的青年终于站起身，决定穿着刚刚浆洗过、仍带着煤腥气的工装，昂首挺胸走过那条真实的大街，走过那座虚拟的铁皮房，走向心中的那扇窗。

真实的回响

文学创作会是在霍州市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二十多位来自霍州本地和驻霍企业的文学爱好者围着沙发随意就座，居中端坐着一位儒雅睿智的中年人。我想，他一定就是霍州市文联副主席，蒲峻老师。

蒲峻老师环顾四周，用地道的霍州话说，欢迎各位作家。

作家？

当时的电竞竞猜，哪个不是从车间、矿井、田埂上赶来？哪个不是将就能写几首打油诗、豆腐块的水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文学爱好者。可老师竟说得那么自然，仿佛电竞竞猜只要坐在他面前，理所应当成为“作家”。

后来，我也开始发表作品。再后来，从事编辑工作，我都会不自觉想到蒲峻老师的这句话。我也会和我的写作者们说出同样的话。

有些话说出口，已成一粒种子，会在心里生根，且使自己成长为一棵树，本能地想为另一株幼苗，投下第一片阴凉。

“言归正传，电竞竞猜先来聊聊写作这件事。”蒲峻老师呷了口茶，目光缓缓扫过电竞竞猜略显紧张的脸。

“就像咱们霍州人做饸饹面。”

有几个年轻的文友笑了，气氛松动了些。

“你得先有实实在在的麦子——就是你的日子。”他抬手比划着，“下矿的，就把掌子面的矿灯怎么写亮写明白；种地的，得闻得出墒情里是旱是涝。别想着写你没见过的东西。”

“接着是和面，”他双手虚拢，做了个揉捏的动作，“光有麦子不成，得加水，加力气。这水就是你的心思，力气就是反反复复地琢磨。写坏了不怕，揉皱了重来。我发表一篇作品，稿纸摞起来有这么厚——”他比了个一尺来高的手势，“发表出来才七页纸。”

“最后是压饸饹。”他突然提高声量，“你得把那团面，从铁孔里实实在在地压出来！条成条，根是根。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容没用，读者就是食客，一口咬下去，尝的是麦子的劲道，是日头的味道。”

“咱们霍州这地方，不缺好麦子。缺的是肯弯腰种麦、肯下力和面的人。在座的各位，你们把自家地里产的麦子，都拿出来吧。”

大家“轰”地笑了，没带作品的，笑容里浮现惭愧；带了稿子的，悄悄捏紧了手中的页码。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膝头放着《临街的窗》，手心渗出细密的汗——我忽然不能确认，我苦熬两个通宵写下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从自己贫瘠的生活里，筛出来的一粒粒麦子。

水晶吊灯的光太亮了，亮得能把人照透。我看见蒲峻老师微微蹙起的眉头，看见他的手指在某一页停顿了两次，看见他翻回前一页又确认了什么。稿纸在他指尖窸窣作响，那声音在过分安静的会议室里，被放大成一种审判的节奏。

我的呼吸开始跟不上。感觉像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正眼睁睁看着医生剖开自己的胸膛——那些在母亲缝纫机台面充作书桌上一笔一画写下的秘密，那些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的不甘，此刻都血淋淋地摊在灯光下，摊在这个我仰慕的人面前。时间不再流动，它凝固成我额角一滴将落未落的汗珠。

后来回想，我竟记不起那天任何人的脸。我的整个世界，在那一刻坍缩成两个焦点：蒲峻老师沉静的面容和他手中那叠越来越薄的稿纸。窗外有车驶过，有人咳嗽，但这些声音都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终于，他合上稿子。纸张闭合的轻响，像把手术刀放回到托盘。

他抬起眼，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半圈，最后落在我脸上。

“好，发头条。”憋着的那口气，终于痛痛快快吐出来。

那时的霍州，刚刚建市。说是市，其实还是个顶着“市”名的县城。“一个警察管全城，一只猴看一座楼”，老霍州人都这么调侃。街窄，楼矮，风里常年混着煤灰和土腥气。

我的名字，是在我离开校园后第一次以铅字的形式，印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1991年《霍州文艺》创刊号，小16开本，封面是一株素雅的百合，黑白线描，花瓣舒展，茎叶蜿蜒。翻开目录，小说栏目最上方——《临街的窗》，作者王世勋。

我领到两本样刊，油墨味很重。手指抚过自己的名字，铅字微微凸起，有一种陌生的实在感。

窗前的百合

洗煤厂的煤尘依旧呛人，可这呛人的空气里藏着我的励志故事；机器的嘶吼依旧震耳，可我的灵感能穿透轰鸣，抵达我内心的宁静。生活，依然需要我弯着腰，钻进皮带底下，迎向如雨的煤泥，将它们淘洗干净。但心里早已多了一股狠劲，在狠劲里想把皱巴巴的日子攥出一朵花来。

几年后，我如愿以偿。

但是，走得越好，离故土越远。每次匆匆回霍州，曾想过去看望蒲峻老师。可当念头闪现，我就会对自己说：等我写出了满意的长篇，等我的作品获得了重要的奖项，等我终于可以带着沉甸甸的成就，去拜见恩师，双手奉上，说一声：“老师，我没有辜负您当年那句‘发头条’。”

这个“等”字，等了34年。

直到2025年春节，我回霍州陪母亲过年。整理旧物时，翻出了那封1991年的邀请函，白色信封已经泛黄，红色印章依然清晰。还有那本发表我作品《临街的窗》的《霍州文艺》，素净的封面上，一株百合静静绽放。

时光不居，人生如寄。

当年那个在霍州宾馆二层会议室里紧张得手心出汗的青年，如今也已年过半百。岁月衰老了容颜，也磨损了锐气。曾经熊熊燃烧的文学梦想，如今像黑夜里渐亮渐息的烛火，微弱，却始终没有熄灭。它照着我的路，也照见我的愧。

愧疚如潮水般涌来，我不能再等了。

通过霍州几位文友，辗转找到蒲峻老师的电话。拨通时，我的手在微微颤抖。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而陌生的声音，虚弱，无力。我忙不迭地自我介绍，说起1991年春天的文学研讨会，说起《临街的窗》，说起他当年那句“发头条”如何激励一个文学青年，并通过文学如何改变了他的命运。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后，那个声音微弱地说：“一点都记不得了。”

我不甘心，又细细描述当时的场景——二十多人围坐的会议室，他朗读《月亮丢失在山顶》时的沉醉，他看我稿子时微微蹙起的眉头。

“没印象了。”声音里没有任何波澜，像深秋的潭水。

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他家人。他病了很久，身体不行了。”

我问能否去家里探望，哪怕只见一面。

“出不了门了。”她说。

电话挂断了。忙音在耳边响了很久。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窗外是霍州的夜，零星灯火在远处明明灭灭。那个在会议室里谈笑风生、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的蒲峻老师，如今连声音也已衰微。

后来我才知道，蒲峻老师已患病二十多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长期折磨着他，后来眼睛失明，身体每况愈下。可即便如此，近年来《霍山》杂志上仍偶尔能看到他的短篇小说——那是他在黑暗中，用记忆和想象继续完成的书写。

文学于他，已不是事业或爱好，而是生命本身。是呼吸，是脉搏，是黑暗里唯一的光。

2025年10月18日，蒲峻老师与世长辞，享年81岁。

讣告只有短短几行：“蒲峻，原名蒲林生，1944年9月出生，山西霍州人……”

几行文字，就是一生。

当我闻知蒲峻老师去世时，他已经在家乡下葬，然而，我却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参加了追思会。

灵堂正中挂着他的照片——还是记忆中那份儒雅睿智，目光温和地看着每一个来送行的人。周围摆满了花圈，其中不少挽联上写着“恩师千古”“文星永耀”。

我静静站在人群后面，忽然想起《霍州文艺》封面上的那株百合。

传统文化里的百合，象征纯洁，象征高雅。此刻，我忽然懂了——这株百合，不仅是刊物的标志，更是蒲峻老师一生的写照。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年代，在疾病缠身的晚年，他依然保持着对文字最纯粹的信仰，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他从未离开过霍州这片土地，却用笔让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拥有了超越时空的光芒。

追思会结束前，主持人说：“蒲峻老师生前最欣慰的，就是看到文学后继有人。他常说，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代代人接力的长跑。”

我走出灵堂，深秋的阳光有些刺眼。

翻开珍藏版的那本《霍州文艺》，泛黄的纸页间，《临街的窗》静静躺在那里。铅字依旧清晰，那个关于铁皮房子、关于失去双腿的姑娘、关于煤泥与尊严的故事，穿越34年时光，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合上刊物，封面上的百合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纯洁。

1991年，那扇被推开的窗，那株绽放的百合，从来不是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