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贤承韵”情味长
1994年，老票友们在“集贤承韵”参加活动，左一为钱亚东老人
三十多年前，我就去票房玩儿了。所谓“票房”，即曲艺票友聚会的地方，过去多是“家庭票房”，地方不大；每周选一天，三五知己弹弹唱唱、论论说说，可视作子弟书结社的余韵。如果地方大一点，再有几位光听不唱或光为聊天而来的观众，便成了小型演出。
早年间，北京城热爱文艺、交往广泛的中产之家，都可以组织曲艺爱好者聚会，引以为乐；把聚会的时间固定下来，按期“过排”（“票房活动”的意思），便称得上“家庭票房”。中国人讲究不是至交不能登堂入室，能约到家里的，多为挚友。此外，女眷在过去是不能唱的，因为唱曲的女子身份低微，就算是男人唱，也分时间、地点、内容——若是唱戏，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有伤身份，因“倡优并列”，乃操贱业者；若是弹唱诗词歌赋，则文雅之至。八角鼓就是文雅之至的诗词歌赋，尽管它的文学性没诗词歌赋那么强。
组织家庭票房，主人一方面要酷爱曲艺，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三弦、琵琶、四胡、八角鼓、大鼓，总得置办一套，家里还得容得下十几个人，备好十几个茶杯。
原来，北京人都住几平方米、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单是室内面积宽裕这一点，就不易做到。总有外地的朋友问我：“你们家住四合院吧？”网上也有不明就里的人说：“北京人家家都有好几套房，光‘吃瓦片’就吃不完。”其实，这都是误会，就算在清朝，也不是人人住四合院，大量平民仍挤在南城狭小的平房院里。至于北城的那些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多由房管部门统一调配，一分出去，你占东屋、我占西屋，继而加盖新房，房外再接棚，久而久之变成了大杂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常去“硕果仅存”的钱亚东老人家里玩儿，真切感受到家庭票房的魅力。是马增锟先生带我去的钱老家，他骑车，我也骑车。第一次去，我对家庭票房没有任何概念，毕竟那时才上初一，刚到骑车上路的法定年龄；我更不知道什么是“票友”，“专业”和“业余”究竟差在哪里。
新街口苇坑胡同正觉夹道——我一直记得这个地址，后来的十几年间，去过太多次。钱老家的门外，一派淡雅闲适、古意盎然的景象：大门朝西，因两侧扩建的建筑和大门呈九十度角，所以留下一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约二十平方米。门不大，但有较规整的门楼，门框两边挂着一尺多高的方灯，四面玻璃，正面有楷书红字“鸿禧”——我的自行车就停在方灯下面。进门没两步，会碰上“影壁”——南房的西墙，可见地方不算大。这个院子里有五间北房、三间南房、一间西房，外带一间厨房。
钱老在院子里布置了一个花坛，足见他对生活的热爱。紧挨花坛支上两张小折叠桌，桌旁摆七八把折叠椅，纵使空间狭小，但天地广阔。天不冷的时候，大家就坐在室外聊天，我坐在靠北房的一侧，边听他们聊天，边听屋里的唱——北房是正房。钱老不时出来进去，帮忙倒茶，谁见了都得说一声：“您歇着吧！”因为他的岁数比谁都大。他是主人，总归得张罗着。
到了夏天，钱老还给大家做奶酪，每人一碗，用托盘端出来。那碗是薄胎的玲珑瓷碗，其上有透光的“米粒”，精巧又别致，里面盛着多半碗奶酪，状如凝脂，油白粉嫩，非常好吃。如果来的人少，奶酪富余了，嘴馋的可以多吃。钱老不吃甜食，坐在一旁，听大家聊天。
北房每间也就十平方米，堂屋不大，但第一次进去时吓了我一跳：迎面有条案，案前是八仙桌，一边一把清代老红木的太师椅，做工细致，包浆浓厚。右手边的多宝格，材质和年代相类。墙上挂着带钟摆的表，旁边还有一个老座钟。条案上放着掸瓶、帽筒、莲子罐，连八仙桌上的茶具都是盖碗的，来的人多了，才拿出几个玻璃杯。盖碗旁放着一块醒木，也是清代的老红木，起双层，各分八面八角，包浆灿然。我一直惦记着那块醒木，曾找木匠仿照着做了好几块，却始终“不对味”。
左手边有隔断，隔断西侧是一间小屋，有床，当为钱老的卧室。隔断下的条案也是红木的，镶着螺钿；那些贝壳有一二百年了，虽然拼的吉祥花草图案，但我总觉得上面留有百年前大海的味道……
堂屋条案的上方挂着一横幅，上写“集贤承韵”四字，是老曲艺家刘宝光的手笔。
在我的记忆里，钱老一直慢条斯理，不疾不徐；转念一想，那么大岁数了，想快也快不起来。但他说话并不慢，有时一上火会“急赤白脸”地数落人。他的身体确实好，快一百岁的时候，还踩着小板凳，贴门框上的挂钱呢！
我几乎是“集贤承韵”里唯一一个小孩，钱老关爱年轻人，愿意拉着我闲聊。由于要参加高考，我有两年一门心思学习，待我考上北大再去时，这个票房因李燕先生出资拍摄的电视片《胡同古韵》广为人知，有好几位年轻人慕名到访，但他还是愿意拉着我闲聊。刚上大一，钱老就拿我当文化人，叫我“北大才子”。“你是个聪明人物！”他老用这句话开头，然后随便聊点儿什么。
每次“过排”，晚上七点半开始，直至十点多结束。一群人在大门前相互招着手、抱着拳，目盲弦师由女儿搀扶着去坐公交车，其他人也在道别声中各奔东西。因为有骑自行车来的，道别时必少不了一句“千万小心”。
《论语》有言：“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情此景颇为“神似”，但人数对不上——参加活动的童子仅一二人，平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
瘦小的钱老站在门口，满面笑容，和在场的每个人抱拳相送；虽然我岁数小，他也是抱拳相送。在那盏“鸿禧”方灯的映照下，他的脸上皱纹纵横，唯精神不减。
一个快百岁的老者抱拳相送，一群六七十岁的中老年人渐渐散去，谈笑声、走路声越发稀疏……再往西二百米，就是热闹的新街口——热闹依然热闹，平静复归平静，但垂垂老矣——这就是我心里的北京城。
